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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模糊的记忆
                                   ——梦回童年（住家篇）
 
    时光转眼过去了四十来年，这里写下的，是四十年前至三十八年前，自己两岁至四岁那一段的记忆。近一年来，经常当一个人闭灯坐躺在黑暗中，那些模糊的记忆片段就如过电影一样的浮现。有时一个场景，可以使得自己花上两三个小时去努力挖掘最深处残留下的记忆。当今，患老年痴呆的人越来越多，出现这种症状的年龄越来越提前，就比如我亲爱的父亲母亲，他们也都是在五十多岁就得上了这样的疾病。遗传给我的可能性很大。那就趁自己现在思维清晰，用文字写下来。
                                             ——开篇语
   （按说，这段文字应该是放在“梦回幼年”的开头的。因为自己写东西很拉杂，想到哪写到哪。 ）
 
    父母工作的单位在全市、全省乃至整个西南地区都很有名。这源于李井泉当西南局书记时搞的“十大建筑”工程。我们所在的就是其中之一二。它位于成都市城区的中轴线，一条叫着“人民南路”的大街上。正门朝东，南临锦江河，背后的街道是成都市的第一条现代马路所经过的一段，北边侧门开在旧皇城前的照壁所在地。
    苏式（苏联）风格的主楼一共九层，从六十年代初建成直到七十年代中期，它一直是省城里的最高建筑物，而且还是成都市的地标建筑——那个年代的火柴盒火花、粮票、信封、明信片等上面经常可见。
    主楼北侧的大礼堂，不少头一次经过的路人都惊呼：“这里也有一个人民大会堂！”其实，它本身就是缩小版的北京人民大会堂。可还是堪称宏伟壮观。内有小礼堂和多个会议厅、休息厅等。大礼堂分堂厢、楼厢，全部座椅都是带有扶手的皮革面沙发椅。堂厢的沙发椅跟前均有桌案，配备有“意译风”和阅读灯。堂厢前部空间高度十几米，整个礼堂共有座位3230个。礼堂前面还有一个面积很大的大厅，长宽几十米，中间并无柱子支撑，空间也很大，在十五米以上。楼梯及扶手和大厅地面全为高级大理石。大厅若用作舞会场地，容纳千人共舞不成问题。礼堂前水泥地广场可以同时停放大约百辆小轿车。估计在当时，全成都市的小轿车也就这个数。广场至礼堂，须得拾级而上几十个梯阶。此规模，在全国不排第二，也排第三。
    上述这些也仅仅是这个单位的一部分。后来，改革开放后，它一分为几：大礼堂一片交给了省人大；北边的一大块给了省政协；原先代管的车队连同地盘划给了省政府；主楼对面隔街不远处的招待所连同干部宿舍区划给了省政府机关事务管理局。仅仅是现在的宾馆部分，划归旅游局管辖之后，先“三星级”，后“四星级”，再后是西南地区首家“五星级”宾馆。占地面积也还有将近百亩，被称为是花园式的酒店。
    当年，整个区域内有树林、草地、池塘、老城墙，还有一座规模不算小的庙宇！我眼见的，已经没有了和尚了，但菩萨塑像还在。文革爆发后，因为这里是一个重要单位，为了免受造反派的冲击，军队“三支两军”，进驻了解放军的两个连，同属于省军区地方部队的却又不属于同一个团的一个加强步兵连，一个机枪连。别说是队列和刺杀训练，投弹、战术训练也能很轻易地有足够大的场地进行，甚至是步枪、冲锋枪、轻机枪的百米精度实弹射击，也可以在老城墙下进行。当然了，这里在那时候也可以说它是城边上。因为，就在河对岸，都还可以间或见到农田菜地。六十年代的初期中期，府南河以外基本上还是农村。
    大礼堂北侧有一道围墙，围墙的那端，有几个大小院落和几排平房，这里就是职工宿舍区。我家住在最小的一个四合院，共住有五户半人家。院子中间有一个约六米见方的天井。院子大门朝向西面，南侧三户人，我家在中间。当头那家姓wei，东北人，夫妇儿女共四口人，小女儿都大我五岁；隔壁另一家姓jia，夫妻二人同我父母同龄，一个女儿与我同年，大我月份。北侧住了两户，头一户姓lu，夫妻年龄较大，一个女儿，大我约十岁，家里还有一个老太爷；第二户姓wu，夫妇和五个女儿，我父亲叫他师兄，原先在省建筑公司的时候，父亲与他是同一个师父，他家的大女儿与我的二姨妈同龄，最小的女儿大我不到一岁。他家人多，所以住的房子最大，共两间。西面房子里住的两个“单身汉”，他们的家人都是农村户口，故不能分到住房。
    这片宿舍区就一个公共厕所，位于车队北角，是旱厕，距离我们小院大约八十米远。几乎每家还备有马桶以供方便。
    房子是典型的老成都民居——坡顶青瓦平房。临院子的一面为木门、木格子窗户和雕花木板墙。房梁为“穿斗结构”，隔墙多为木框做骨架，木框之间竹条编排为底，外敷谷草节混合稀泥的泥巴墙。横梁以上到屋顶，最先都为户户贯通，大约在我三岁时，单位里做了修缮，为各家在横梁高度安上了竹篾席天花板。虽然相邻之间灯光不可见了，但话语哭笑之声照样清晰可闻。“三合土”地面。屋内地面高于屋外大约二十厘米，加上都有门槛，所以每家门前都有一两级的石条阶梯。
    我家就一间房子，宽约三米五，进深大约六米，房租是按照二十平方米缴纳的。幼小时候，一家三口同睡在大床上，四岁时添了弟弟，父亲用竹篾席作墙，将房间一分为二，隔出了一个两米进深的外间归我住。外婆拆了家里的木地板交由刚刚和二姨妈结婚的本来是电工却会木匠活的姨父做了一些家具，我家里分得一个平柜、一张大床和一个圆桌。新的大床自然是父母享用，我用原先的旧床。这张孕育了我和弟弟的旧床，这张使我慢慢懂事的床，也是当初妈妈的陪嫁，我睡它到上高中家里搬进新楼房，它因为摇摇欲坠，成了烧火柴，方才结束了它的使命。
    竹篾席做的隔墙约两米高，上端距离天花板还有一米多，左侧留有一米宽的“门”，没有门板，连门帘也没。如此隔墙，实为一道固定的屏风。它还派上了一个用场——荣誉墙。那时候的人，大多都有荣誉感。如果他本身得到过荣誉的话。我的父亲完全算得上一位。“屏风”上挂着、贴着很多的镜框和奖状。当然，文革开始后，其正中最高位置，原先的那三个镜框奖状让位于了“最敬爱的伟大领袖”的标准像了。那三个镜框里是父亲最值得骄傲的荣誉——连续三年的“四川省生产标兵”，父亲因此而享有着省劳动模范的待遇。
    隔墙没及顶，还为有这样一个妙处——节省电费开支。虽说那时候物价低廉，但人的工资也很低，父母的月工资加一块，也就七十元出头。吃饭方面的开销，每人每月大约八元钱，两边的老人得每月孝敬各五元。大约一半的收入这就去了。所以，不得不节俭过日子。自来水费是按照人头收取的，每人每月是两角钱；房租费每平方米是一角钱。电费是按照所使用的电灯泡的瓦数缴费，每月每瓦是两分钱。这样，房子虽然是一分为二了，但还是如原来一样使用一盏二十五瓦的电灯。这在现在看来灯光昏暗，却在当年已经是相当的亮堂了。山区的农村不用讲了，就是近郊的菜农，几乎还是全都是在使用菜油灯、煤油灯，城里的不少居民家中也还普遍使用着煤油灯。中国在六十年代的上半段，城里人家中真正算得上是家用电器的，也就是电灯了。电子管收音机当时的拥有率，百户家庭大概就一二，那时候还没有半导体收音机。220伏25瓦的白炽灯泡当是时商店里可以买到的最小瓦数的照明灯泡了。当时如果有10瓦、5瓦的，想必会大受欢迎。
    我家这排房子的后墙与单位的围墙之间有约一米五宽的空地，这因此就搭建成了我们三家各自的灶房和鸡舍。三家都在围墙墙脚开了一个小洞，供鸡们白天自己出去觅食。围墙外就是一片树林、杂草丛，十几米至二十来米宽，长约五百米。树木以桉树居多，也有香樟树、皂角树、银杏树等。桉树的枯树枝、落叶，也就成了我家的主要柴火。我家从来没烧过蜂窝煤，煤票给了外婆，大多数让外婆给了她在乡下的哥哥家里。
    四岁的时候，我们小院的大门封了起来，进出便只能走原大门对面新打通的小通道。封闭大门的理由是为了安全，因为大门外便是车队与单位的道路，特别是在白天，往来的小轿车不少，可以不夸张地说，在当时，全成都市的相当一部分小轿车和几乎全部的高级小轿车都集中在这里。我家因此而获利，原大门位置盖成了一间约三米宽两米五深的房子，分给了我家做灶房。
    这样一来，我们这个小院便与相邻的那个十几户的大院子的人共用一个通道和“大门”出入了。那个大院子应该是从前某个大户人家或达官显贵的公馆，大院子里套着小院子，大门口是高高的女儿墙，房子也更为宽大和精致，不少房间内还是木地板，最好的房子和房子之间的隔墙，用的全是柏木雕花木板墙，花窗上是好几种颜色的彩色玻璃。有石板路，有水池假山。若干年以后，我猜测：我们的小院很可能在从前是那公馆的“偏房”，是下人们居住的地方。
    Lu家有老太爷，wei家的妇人是家属，无工作，平时小院里便随时都有人在，家家户户的门上虽然都有锁别，却几乎都不用锁门。谁家如果人都外出了，最多将门扣别上，根本就不用防盗贼。各家又没啥值得可偷的，不管是我家还是另外几家，多数家具还是单位里分配给使用的。   [和讯博客]